《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是费孝通基于1936年在江苏吴江开弦弓村（“江村”）的田野调查写成的博士论文，1939年以英文出版，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本土化的里程碑著作。它首次以“微型社区”解剖的方式，揭示了传统农业社会在现代化冲击下的生存图景。 全书以“土地、蚕丝、家庭”为核心，构建了江村的经济生态分析框架。费孝通从水稻种植的“土地-劳力”配比切入，展现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人均耕地不足与家庭劳动力过剩的矛盾，使村民陷入“半饥半饱”的常态。而作为副业的蚕丝业，本是平衡生存的关键，却在机器工业冲击下衰落——传统缫丝技术被淘汰，新式工厂剥夺农民议价权，导致农村资金链断裂，引发土地典当、家庭裂变等连锁反应。 费孝通尤为关注经济变迁中的**家庭制度转型**。他细致记录了“分家”习俗对财产分配的影响，分析“父权制”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的松动：年轻媳妇因参与工厂劳动获得经济独立，传统宗族权威逐渐弱化，婚姻自主意识萌芽。这种“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的联动分析，打破了对“东方家庭”的静态想象。 书中还暗藏对“乡村振兴”的早期思考。费孝通指出，江村的困境并非孤立，而是中国农村“内卷化”的缩影——在人口压力下，农业生产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陷阱。他提出的解决方案颇具前瞻性：通过合作化改良蚕丝技术以提升附加值，建立农村信用体系缓解高利贷剥削，在保留家庭经营灵活性的同时引入现代组织模式。 该书的学术价值远超其篇幅。它开创了“社区研究”的中国范式：以小见大，既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泛，又通过“类型比较”（如将江村与云南禄村对比）揭示普遍性规律。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称其“为人类学家研究文明社会打开了新道路”。 更珍贵的是其**方法论启示**：费孝通拒绝将西方理论硬套中国现实，而是用“蹲点观察”捕捉生活细节——从村民每日的劳动时长到蚕丝交易的手势暗语，从婚礼聘礼的计算到分家时的争吵调解，这些鲜活素材让“经济”回归人的日常实践，也为后来的“乡土中国”系列研究奠定了实证基础。 如今重读，书中对“传统与现代”“局部与整体”的辩证思考，仍为理解中国乡村变迁提供着深刻镜鉴。

《民主•宪法•人权》是费孝通先生于六十多年前写的一本小册子，潘光旦先生称其称为“未经‘国定’的一册公民读本”。 这本介绍民主的普及之作，以唠家常、讲故事的方式介绍民主思想的内涵，谈论民主政治的基本认识。全书以民国时期社会和政治现象为背景依托，生动地阐述美、英、德、法等西方国家民主政体的发展和衍变，对照当时国内的现实和案例，从而使普通民众了解到民主国家的人民对于政治应有的最低限度的常识。在短短五六万字篇幅里，作者谈国家，谈历史，谈政府，谈人民，谈宪法约法，谈民法刑法，可谓面面俱到。民主、宪法和人权本是极为严肃、深奥、艰涩的话题，可是在费孝通先生笔下，却毫不晦涩死板，全篇以与友人的争辩、夫妻间“闺房私语”、保姆悲惨境遇，甚至给孩子讲故事等故事化、口语化、生活化的方式来呈现，使全书显得生动活泼，读来通俗易懂、平易近人、别有风味，真真令人叫绝。 民国三十五（1946）年8月，该书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不到一年，就连续五次再版，之后六十多年，没有出版。此次为大陆第一次刊行简体字版。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家费孝通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创作的社会学经典著作，收录了他在西南联大授课时的 14 篇讲稿，以通俗笔触剖析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与特质。 书中核心是探讨中国乡土社会的 “差序格局”—— 这一概念与西方 “团体格局” 相对，指传统社会以个人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推及开来的亲疏伦理关系，“伦” 便是这种差序的具体体现。 费孝通还提出 “礼治秩序”，指出乡土社会并非依靠法律，而是通过代代相传的 “礼” 来维持运转，礼是经教化形成的行为规范。与之对应的是 “长老统治”，乡村权力多掌握在熟悉传统的长者手中，形成一种基于教化的权力结构。 此外，书中分析了 “乡土本色”，即中国基层社会的 “土气”—— 人们依附土地，形成安土重迁的聚居生活；“文字下乡” 章节则讨论了乡土社会因面对面交流的 “熟人社会” 特性，对文字依赖度低，揭示了文化传播与社会结构的关联。 《乡土中国》以简洁的语言构建了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框架，虽聚焦乡村，却为解读中国文化的深层逻辑提供了钥匙，至今仍是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参考。